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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由于传统戏曲艺人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不识字，民间流行的剧本、曲谱很少，千百年来戏曲一直依靠口传心授这种原始方式传承。戏曲艺人既是戏曲表演的主体，也是戏曲传承的主体。他们的记忆里保存着最本真的戏曲信息，包括师徒传承、唱腔流派、独门演技、剧本台词、演出心得、日常交流等。现在，愿意学习戏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一位又一位戏曲老艺人的离去，那些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口头资料会随之消失，戏曲传承也就失去了载体。

近些年，我国的戏曲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戏曲传承人的口述材料却较少受到关注，也没有得到系统采集。把戏曲传承人记忆中的民族文化转换成文字材料，将传承人心中的珍贵记忆以影像和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留住的不仅是传承人的个人记忆，更会形成戏曲研究传承最原始、最基本的材料，从而大大丰富我国的戏曲史料库。另外，针对学术上模糊或有争议的问题，对传承人进行有目的的访谈，对获取的口述资料进行考证和研究，会大大拓展戏曲的研究空间。

对戏曲传承人口述史料进行收集、整理、研究，要以表演技艺精湛的戏曲艺术家为记录对象，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不只关注艺术家身上的戏曲技艺，还要关注艺术家的人生经历、成长环境、生活状况、人际关系、艺术观点等等，通过口述史料勾勒出艺术家所在艺术群体生命历程的变化及其所处社会的文化变迁。

以戏曲大省山西为例，从明清到民国在山西各地出现过的戏曲剧种多达52种，其中山西梆子戏是山西传统戏曲中的“大戏”，是山西诸多戏曲剧种音声形态形成发展之母体。收集整理研究山西梆子传承人的口述史料，对理清山西地方戏曲剧种的发展脉络，摸清山西地方戏曲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口述史的角度，对山西梆子传承人进行经验追因式的深度访谈，获取有价值的主观感性史料，完成有独特个性的山西梆子口述史影像书写，并将山西梆子口述史料进行剧种类型化比较，探索山西梆子创作生产与传播发展的规律。

近年来，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向来以农村群众为主要观众的传统戏曲渐渐失去目标受众。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技术支撑的媒体、硬件设备及娱乐方式全面辐射到农村，在戏曲之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娱乐选择。这种双向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戏曲的生存环境，缩减了传统戏曲的生存空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保护多把着眼点放在对具体戏曲项目的保护上，而缺少对戏曲生存文化生态的维护。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戏曲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表演技艺，而代表着一种文化空间（生态）：一是戏曲表演团体构建的戏曲艺术空间，这个空间承载着以“角儿”为代表的演员群体，以鼓师、琴师、笛师为代表的文武场音乐群体，以化妆师为代表的“衣箱”，以剧作家为代表的戏曲文本整理创作群体，以导演、舞美为代表的现代舞台美术群体；二是戏曲艺术所嵌入的观演空间，这个空间包括戏曲演出所必有的舞台（有剧场、草台、戏棚、广场、茶楼等多元形式），戏曲演出所依附的民俗礼仪，以及不同的戏曲剧种、不同文化形式在特定生存环境中所建立的彼此依存关系。当然，在这个观演空间中不可缺少的是戏曲表演团队中的营销群体，戏曲演员培养的教育群体，戏曲演出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如盔头的制作群体、戏装的制作群体，以及特有的演剧民俗所需要的纸扎制作、戏台搭建等社会群体等。因此，戏曲传承与保护不应就戏曲谈戏曲，而应着眼于戏曲生态的恢复与建构。

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戏曲旧有的生态已经完全遭到破坏，新的戏曲传承生态尚未形成。戏曲传承人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有利于今天的人们弄清传统戏曲生存的生态环境，对戏曲的生存、传承、发展形成立体认知，拓宽传统戏曲在历史人类学层面的研究之径。

（本文为2020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非遗视阈下山西蒲剧传承人口述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20YJ058）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1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