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土的季节是分明的。每到8月下旬，早晚暑气渐渐消散，凉意无声地从空中朝地面沉降。晚上，远山上方闪电不断，空气中水分落到植物狭长的叶片上，沿地心引力汇集到叶尖，在那里凝结成露（这种闪电称作“露水爀”。爀，赤土话中的闪电，表示动作和过程时称为“掣爀”，也即一闪而过的红色）。我尚是少年时，穿着从供销社买来的针织背心（只有红白蓝三种颜色）和裁缝做的蓝色棉布短裤，镇日打光脚板，顶着烈日晒了整整两个月，从头颈到脚背晒得乌黑，脚底渐渐结了茧子。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皮肤最先开始收敛，先是脚心不再出汗，钝化的末梢神经再次变得敏锐起来。我不仅意识到两个月不穿鞋，脚底皮肤变硬了，也意识到不断下降的地表温度已经反馈到脚底。夏天中午总会吹起干燥的热风，我待在竹林旁的树底下，双脚插入竹椅前细腻的灰尘里，感受到一丝凉意，稍微抬眼远望，白光刺目，便会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到了8月底，风带来的不再只是暑气，光脚踩在地面上，有一种微微异样的感觉。从那时候起，每一天身体感受都会和前一天形成鲜明对照。
导致这种感觉的是泥土、空气和身体之间的温差。上一次出现这种感觉，还是初夏第一次脱去袜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小心伸出脚掌，踩在翻耕过的稻田或等待收割的苜蓿里，脚心皮肤感受到湿滑的田泥或倒伏的苜蓿茎叶，因为痒和凉，忍不住哈哈大笑。光脚似乎意味着某种危险，这种危险与泥土或植物的凉意就这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凉意再起，不安就从脚底皮肤侵入神经系统，我们先是穿上塑料拖鞋或凉鞋，接着套上袜子，再接着穿上黑色灯芯绒布面的单布鞋。这是随着秋凉逐渐拉长的夜间我母亲新做的（然而她不擅针线，也缺少做针线活必要的耐心）。
夏天督促孩子穿鞋是很晚出现的现象。在乡村里，光脚才是常态，尤其是夏天，因为常常要下水下田，孩子也不例外。一旦养成习惯，即使在学校里，我们也常常脱掉鞋，光脚踩在水泥地上。
(相关资料图)
三年级时，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命令我离开座位，在黑板前罚站。我毫无愧疚之心地站在同学面前，觉察到脚底一直在出汗，待我回座位，老师发现地面上留下两个潮湿的脚印。她用象征主义口吻要我把这两个脚印留在心里，但我很困惑，不知怎样才算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坐在第一排，因为她的提醒，好奇地一直注视着那对浅黑色或深灰色的印记，直到它们消失在干燥的空气里。所有学生都因各种缘故罚过站，这种惩罚其实毫无威慑力，但老师的修辞术令我印象深刻。顺带记住这件事，于我，这是非意图后果，于她——也许是每一位老师，都应该从中体验到语言的魔力。和这种魔力相比，社会规范和道德说教其实微不足道。
说到这位老师，我多次尝试回忆她的样子，但毫无结果。她的长相曾是小学生放学后议论的话题之一。我们结伴回家，有些同学认为她“很美”。那是我初次听人用这个词形容女性，懵懂中不禁产生一种亵渎感。到底哪里不对，说不上来。有这种感觉的显然不止我一个。有位同学（大约是老师丈夫的侄子）当时便愤愤地说要告发我们。所有人于是在恐惧和暮色中一哄而散。第二天放学前，老师将说她“很美”的同学叫到黑板前，让他们写出“美”字。这伙早熟的文盲瞠目以对，老师便嫣然一笑，打发他们回自己的座位。那一年我6岁，和包括告发者和被告发者在內的一干人等，都迷惑于事态发展之出乎意料。如今我的年龄比老师当时大得多，回首往事时深感她处事巧妙，但同样是非意图后果，因言获罪的恐惧落入心里，就像暮色降临到回家路上一样无法抵挡。
光脚的真实风险很难忽略不顾。有一次我从三级台阶上跳下来，草丛中一截断茬朝上的玻璃瓶口，扎中我的脚心。血从伤口涌出，不断滴到地上，不止吓坏了我。母亲解下围裙，包住那只受伤的脚，抱着我一路跑到村医的诊室。那段路不远也不近，我虽然比同龄孩子瘦小，抱起来想必仍然十分吃力（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母亲能爆发出那样的力量）。村医处理了创口，做过包扎，让我靠着母亲，一瘸一拐走回家。和去时一样，回家路上母亲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心里惭愧而懊恼，决心不再光脚走路。伤口缓慢愈合期间，我每天穿着拖鞋，一蹦一跳找医生换药，再一蹦一跳回家，成了人们的笑柄。对村人如此残忍，我倒是早有准备，虽然恼怒，并不太放在心上。但连我父亲也不断对此加以嘲笑。终于在一天晚饭前，我忍无可忍，突然起身跑出大门，赤脚穿过院子，双手按着低矮的院墙，一跃而过。落到院墙外的地面上，受伤的脚底隐然作痛，但狂怒驱使着我在黑暗中奔过崎岖肮脏的小路，一直跑到邻村，才放慢了脚步。家家户户都在昏黄灯光下吃晚饭，但父亲的绝情令我心里一片冰凉。一个声音说，就这样走下去吧——我已经懂得什么叫离家出走，也确信这是唯一可以保全尊严的做法，但眼前道路在低矮的竹子和灌木丛之间向远处延伸，灌木背后是茂密的杉树林，沉浸在蓝黑墨水一样的暮色中。它将通向何处？
那条路在平缓的山冈上微微起伏不定。路面没有硬化，路边没有排水沟，下大雨时，雨水落地，洗去灰尘和浮土，便会留下纵横交错的沟壑，大小和形状不一的石头暴露出来，勉强维系着周围颗粒较大的砂土和粘性较强的黏土。光脚走在这样的路上，身体的存在感时刻通过脚底不断变化的压力传递到大脑，迫使人对环境变化保持专注。即便如此，夏天我还是常常在石头上踢破脚趾头，随后便仿照那时男孩子的通行做法，往伤口上撒一泡尿。体液的温度和盐分让伤口的疼痛非常鲜明，似乎这样可以促进收敛愈合。这些做法的起源很难追根问底。可能是孩子从成人世界继承的许多默会知识中的一种。这类默会知识可能源自经验，也可能源自观念/仪式，但逻辑和效果都不能验证，其性质与现代知识不是一回事。也不排除只是某个男孩子心血来潮的游戏之举，却被一代代孩子仿效，以为是必须遵循的标准流程。直到某一天，他们突然意识到其中的虚妄，或因为年龄增长必须遵循另一套行为规则，便放弃了这种做法。
乡村少年在互相模仿和（不那么确定的）自我确认中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如果不是离家上学，甚至不会经历明显的青春期。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的赤土，虽然是现代体制统治下的前现代社会，却明显缺乏所谓过渡仪式（也就是将人的一生区别为不同阶段的象征性事件）。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过程是含糊不清的，谁也说不清楚两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同伴，要不是后来去城市打工接触到更加复杂的文化模式，就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终身保持一些幼稚的观念和举止。那是缺乏足够多样性参照系的生活环境留在他们性格中的烙印，他们不断衰老的身体内部始终保持着未能充分发育的自我。稚气未脱的老年人在乡村里随处可见，甚至有个专门的词（“老小”）来形容老人与孩子共有的精神状态。封闭的环境和发育不全的人格互相反馈，为那些按照现代标准并未成年的成年人提供保护。最后，出头露面的少数人不仅在自己家庭里、也在宗族和村庄的公共事务中，扮演家长角色。其他人要么扮演言听计从的跟随者角色，实际上免除了自主的责任，要么扮演敢怒不敢言的潜在挑战者角色，在挑战成功之前，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在这种秩序中，年龄和辈分只是非常边缘的影响因素，是否具备成年人的处世方式和自我认同才是关键。所谓成年人的处世方式，意味着可以根据生活本身的复杂程度进行反思性的综合思考，也有能力和意愿协调其他人的立场与利益。而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观念，或者说信念，即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做出决定，乃是成年人的义务，哪怕因此要承受不利的后果。
自我决定的重负可以让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变得鲜明，也可能压垮他。在离家出走如同箭在弦上的那个晚上，如果我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不再回头，那个夜晚就会成为我的过渡仪式。我会从精神上变成一个成年人。但就在此时——不是我站在那个小小的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而是一边回忆一边写下这段往事时，我同时想起好几桩发生在那条路上的往事。这些纷至沓来的回忆，削弱了我对离家出走的心情进行回顾的迫切性，推迟了我重新做出决定的时间（我心里因此掠过一丝窃喜）。离家出走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即便在今天，还是让我难以释怀。相比之下，其他几桩事情就要小得多，也愉快/滑稽得多了。
这些浮现在大脑中的记忆有着鲜明的视觉性。其中一个场景发生在1986年9月1日上午，很明显是个雨天，而且雨下得很大（夏末季节，除非下大雨，天光绝不会暗淡到那种程度）。我看到父亲撑一把很大的黑伞，听见雨落在尼龙伞面上砰砰砰砰响个不停的声音。那时还有人用油纸伞呢。除了伞面，所有部件都是竹制，非常精巧，但是重极了，雨打在伞面上的声音，与打在尼龙伞上的声音迥然不同。我甚至还穿过蓑衣，戴过斗笠。蓑衣是用棕榈树上剥下来的鬃毛状叶鞘纤维编织的斗篷，只是不带帽兜，比斗篷短，只能勉强遮住背。斗笠呈锥状，有宽帽檐，系用竹篾编出骨架，再填入竹叶——不是狭长的水竹叶或毛竹叶，而是用来包粽子的箬竹叶。两样雨具我都很熟悉，后来在古代诗词里读到，总觉得很亲切。初中语文课本上有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知归
张志和生于735年（唐开元二十年），这首词可能写于761年。我们念书不过照本宣科，教的人、学的人意识不到自己和1231年前的古人有什么关联。那一点从日常生活中来的审美亲近，和无法充分发育的自我意识一样，要么始终保持在萌芽之初的幼稚状态，要么干脆就萎缩了。
回到1986年9月1日那个雨天，我父亲带我去小学报名。和平常一样，大雨冲刷路面，把泥土从砂石中冲洗出来，再沿着无数细小的沟壑，带到地势低洼的地方，将那些地方越抬越高。我卷起裤脚，光脚蹚着水流往山顶走。脚底下不断崩解的路面变得又滑又危险，我奋力迈步跟上父亲，还要留心不至走出伞的范围。我其实没到上学的年龄，但根据1986年的政策，交10块钱学费（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大笔钱）就可以上学，年龄不论。于是我父亲带我去赤土小学报了名。那是个不无温馨的场景，正好发生在几年后我犹豫着要不要继续走下去的那条路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离学校很近。
我上学很少走这条路，因为走村里小路更快，但放学常走这里，因为村里没有同龄孩子，有些来往的同学都住邻村，这是他们的必经之道。我大了些，便从路边杉树林中发现了乐趣。林中有空地，有蘑菇、野果、地衣（赤土话中称之为“鼻涕菇”），有鸟和虫，偶尔能看到兔子。杉树笔直，很少分枝，树冠小，长得高。偶尔爬树，发现小树不能承重，爬得稍高，树干便开始弯曲，于是我双手抓住树干，随树冠一起垂到地面。木质弹性很好，我松手后，杉树便慢慢弹起，不久后恢复原状。我对这个游戏着了迷，上学前放学后都避开其他人，去找这棵树玩，看它低头又弹起，直到多日后树干终于折断为止。折断的树干被我丢到山下，若无其事地拖回了家，第二天上学路上又钻进树林，另找到一棵小树爬上去、坠下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游戏最大的乐趣是无人分享。我深受吸引，但自觉幼稚，很难为情，又不想被别人随意评价，只能独来独往。古人沉思冥想，自觉与天地独往来，我没有这样的眼界和胸襟，从小为不合群而烦恼，但一个人待在树林里，很安静，也很开心，有没有小伙伴，似乎没那么重要。
这一大片杉树不是原生林。山冈上除了少数樟树树龄较长，几乎没有大树。“畈上”缺少柴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恐怕要追溯到19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对树木和植被的破坏。移民到来也加剧环境压力。靠近我们村子这边的山冈被开垦成“龙田”（就是梯田），尽管土壤贫瘠，灌溉困难，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需要投入数不清的人力，几乎得不偿失，但这种执着的尝试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这些新增耕地无法维持，先是变成旱地，接着变成林地，二十年后，已重新退化为半自然状态。
那些挺拔而肃穆的杉树消失于1990年代初，是那段时间里令人痛心的事情之一。起因虽是兴建窑厂占用林地，但实际用地面积不会超过杉树林面积的一半，所有杉树在很短时间里全被伐光，留下光秃秃的山坡。如今窑厂已停业，但杉树林曾经覆盖之处，至今没有乔木荫蔽，植被类型和景观和我小时候相比，已全然改观。散乱的坟墓数量不断增加（墓碑上有很多我熟悉的名字），在灌木和草丛中若隐若现，位置距离道路越来越近，而在道路另一侧，建筑随着人口迁出逐渐向山坡下方集中（山脚另有一条通行更加便利的道路）。这条横穿冈顶的道路，虽然在2008年后重筑为水泥路面，但近年来被改线后的国道从中截断，失去了与小学的联系，倾颓的趋势再也无法逆转。小学不久后将迁址另建。到那时，它将变成断头路，等到能在记忆中重构它的人日益稀少，时间便可将它逼入绝境。
很多年前，我带着纱布和绷带越过自家围墙，光着脚向远处走去时，从这条路上可以望见不远处国道上偶尔驶过汽车，车头灯光如同刀切豆腐，破开混沌的夜幕。我不知这些车从何而来，亦不知它们去往哪里。它们出现，然后消失，如此理所当然，平日让我浮想有很多平行世界隐藏在每一座山背后，眼前的大路和小路会将这些世界彼此连成一体。也许，数不清的平行世界中，每个世界上都有一个我，在犹豫要不要离家出走。茫然和胆怯最终渐渐取代了愤怒。那是一段微妙的、自怜自伤和自我怨恨的时间。我停下脚步，体会脚底沉闷却明确的疼痛，暗自担心伤口已经崩裂，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让我检查纱布上是否有血迹。就这样，我想到几天前母亲抱着我，一口气跑了几百米远。我脱离她的怀抱久了，想起她在沉默中爆发出的极度关切，不由得心软。这是屈服的信号。于是我转过身，走回了家。
沿路尽是嘈杂的虫鸣。在赤土生活时，这些声响构成夏夜里再熟悉不过的背景，很少会在意识中突显出来。只是在那一刻，让我产生多年后终于变得非常熟悉的情绪，整个人浅浅地漂浮在时间和空间中，听之任之。这种感受通常发生在旅途中。有几年行色匆匆，大部分时间在出差，为各种各样的事，去各种地方，见各种人。旅途总是不便。下了飞机，要包出租车或转乘大巴，辗转才能到目的地。只要人不多，我总躺在大巴最后一排座位，枕着背包，尽可能伸直双腿——当然并不能真的伸直，也很少能睡得着觉，但大巴颠簸时，在车尾感受到的振幅最大，让人有身在舟中随波逐流的错觉。有时夜幕降临，而我仍在陌生景物和人事中跋涉，一种奇怪的心绪让感官——特别是听觉——变得极为敏锐。不管是虫声、鸟鸣还是远处汽车驶过的声音，都会将我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让我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并由此觉察到，人无非孤独地生活在异己的世界上。
夏天有助于忘记恐惧。我们将笨重的单杠甚至双杠自行车推到冈顶山塘边，扶定车把，助跑几步后，左脚踩上踏板，右脚穿过车身支架，够到另一侧踏板，自行车便顺着惯性和山势，沿一道长坡疾驰而下。这条路是我父亲带着村人修的，沿路种了枫杨做行道树，春夏之交便挂起一串串翅果。这些树长势不好，明明是乔木树种，始终很低矮，还招来蛾子产卵，当梅雨后翅果落尽，枝叶便挂满毛虫，很瘆人。路修成之初铺了砂石。过了些年，砂石被雨水冲走后没有及时填补，渐渐露出路基里的碎石，路面变得高低不平，经过7月和8月连续曝晒，每一处缝隙、皱褶、沟壑和小坑都被发白的粉状灰尘填满。自行车远远驶来，灰尘腾起，将一人一车裹在其中。倏忽到了坡底，如果刹车不及时，便会一直冲到路尽头的水渠前。那是骑行者炫技的时刻，自觉正在追求控制和失控之间的灰色地带，虽然旁观者熟视无睹，当事人却觉得惊心动魄，事后心里复盘，意识到结局在两可之间——为什么自行车恰好在最后一瞬间耗尽动能，停在水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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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确定性在刺激中坍塌一小块，随机性的幽灵随后升起——但只是一瞬间。确定性和随机性逐渐易位，需要很长时间才会从头塑造一个人。他/她将习得一些新词来形容后起的那种观念，并将其扩展为看待生命意义及其发生环境的特定视角：最早是运气，也许是侥幸或巧合，后来便是命运、不可测性，或机缘，等等。虚无感一开始被认为是作为实体的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的显现或说再现，一种影子般的存在，直到这种二元论的理解框架被某些事件摧毁——通常是存在赖以被感知的物质特征、社会过程或权力结构显示出对相对个体的压倒性力量，影子便会生长，最终像夜色笼罩人的一生。当他/她再次面对一条坎坷的下坡路，也许还会选择将身体交给不可靠的机械或干脆只是惯性本身，但当不确定性的风声在耳畔吹起，大多数成年人都会闭上眼睛，听之任之，而在旁观者看来，他们一掠而过的身影毫无深意，与寻找刺激的小儿没有什么分别。
在那条坡道尽头，水渠上架了两块石板做桥，再往前又是水塘，水塘后三排屋宇，组成一个紧凑小村落，地势略高于四周水田。这便是移民最早落脚的地方，因为是开辟竹林建筑地基，小村落被称为“竹林屋”，与后期移民迁入后增建的“祠堂屋”和“冈上”构成T字型分布的小组团。我家在半个世纪中三次内部迁徙，从“竹林屋”而“祠堂屋”而“冈上”，也即从卑湿的田野逐渐往地势较高的坡地移动，反映了移民建筑选址的一般趋势。
“竹林屋”那些低矮的房子是由未经烧制的土砖、过细的横梁、椽木、檩条和深灰色小瓦建成的，室内地面不做处理，崎岖潮湿一如室外。村子面朝平野，与西侧位于半山的“祠堂屋”和接近山顶的“冈上”互为犄角。村北约一千米外有一座拦河水库，踞于大山山腰，站在大坝上可以依次俯瞰国道、铁路和村庄。水从此出，形成干渠，渠道在村东数百米外向南延伸，在大畈中间与来自西侧外祖父家附近那座水库的河水交汇，此后一路汇集从北方群山中无数小水库流出的河水，直到入邻县，与淹没我父亲老家那座巨型水库的来水汇合，再往东、往南，不久后便可汇入长江。这个几十年中由数县农民以“义务工”或“以工代赈”形式修建的灌溉网络中，有一条微不足道的支渠，从“竹林屋”与“祠堂屋”和“冈上”之间流过，成为早期移民的主要生活水源，池塘和水井分别位于这条水渠两侧。多年后池塘因水质问题被填平，但没有井栏和井盖的水井仍在，石砌井壁围成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不规则圆形，几级长石条台阶伸进井口，临水处安一块略宽的石板，供人取水时站立。
塑料桶出现前，村人挑水习惯用两头带绳索和铁钩的扁担（因此有“扁担钩”这个扼要但容易误解的派生词），一头勾住一只曲梁木桶。取水时扁担并不落肩，取水人抓住桶梁，侧身弯腰，将一只桶放在水面，利用其下沉的瞬间便可打满水，提住这桶水的同时直起身，扁担换肩，再侧身弯腰，同样施为，打满另一桶水——说来复杂，但身体有肌肉记忆，并不算难。夏天水位下降到台阶下，取水时需要下到台阶最低一级，再走上一条旱季时才会从水下显露出来的石头横梁，到井圈内侧打水。横梁又湿又滑，极易失足，但并未有人因此落水。
1993年秋天，我已经住校，每周六下午回家一趟，周日下午就要返校。村人正在收晚稻，我背着书包穿过田野，经过“竹林屋”水井时，瞥见一件小夹衣飘在水面，便走过去，一脚站在石阶上，一脚踏住井壁，试图把夹衣捞起来。水面荡漾了一下，露出一张小小的苍白的孩子的脸。这个悲剧像一颗投向秋天的石子，激起了可怕的涟漪。人们丢下手上的一切，从四面八方向水井奔来。在村人杂乱的嘶喊和孩子父母的恸哭声中，我退出人群，沿着水渠向北、向学校走去。我的触觉告诉我，死亡已经不可挽回，但我还没有做好面对它的准备。
几年后，也是在秋天，另一个孩子溺死在“祠堂屋”家中后院的水坑里，旁边是几小畦菜地。孩子祖母在山壁下掘开一个小坑，泉水从山体渗出后汇成这个浅浅的水洼，只是为了方便取水浇菜罢了。
两个夭折的孩子都是女孩，都来自我的亲族。她们的死激起的恐慌与悲痛虽然真实，却是有限的。一来，意外在赤土并不像字面上那么意外，二来，她们的生命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像时间表上被提前取消的预约，种种可能性已无从探究。
说起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多么小，多么平淡无奇，就像赤土，也有自己的时间表。这表上尽是年复一年循环着的气候现象、植物形态和动物行为。就连人类悲欢，乍一看都是个体的，细究起来也不尽然。经济学用“看不见的手”形容市场运作的非人为特征和不可知性，可谓曲尽妙喻（只是听起来不免有渎神之感），但小地方人的观念，还是相信看得见的手更多一些，毕竟寒来暑往四季交替的过程，都是视觉化的。到了秋天，特别是晚稻收割以后、油菜播种之前，暖阳终日照着空旷的田野，多数植物的水分一天天遗失在空气中，叶子不再生长，并在光热作用的最后阶段开始合成花青素苷。滨水处枝干扭曲的枫香和乌桕此时色彩如画，水面则日益澄清、变凉，夏天傍晚遍布池塘的长腿水蜘蛛不知去向。茭白、菖蒲、水葱和灯芯草之类浅水植物开始枯萎，鸭子可以整天一动不动地漂在近旁水面上，甚至像野生同类那样，将头颈别在翅膀下，打起瞌睡来。候鸟飞过时日夜鸣叫，鹅与番鸭（本地发音如tén，异体字写作“屯+鸟”）时而在地面相应，除此外唯有风声。万物均如水落石出，在时间中趋于静守，适合用沉降、淤积、渗透、积蓄、收纳、隐藏、安伏之类语词加以形容。人变得很渺小。
沉降、淤积、渗透、积蓄、收纳、隐藏、安伏，这些词均为双声，出现晚，纯属书面用语，方言中如有意义相应的语词，通常都是单音词：沉降为沉，淤积言淤，渗透说渗，收纳即收，隐藏是藏，安伏曰伏（读如扑，解作趴）。这种语言往往在动词后加上方位词，如伏在那里（pūceiēndi），或加无意义的词缀如“到”，如藏到（kángdao），又或加方向词如收起来（sōuqiléi），意义不变，借此调节句子节奏和音调。
十年前我尚能说流利的赤土话，大抵保持1990年代的用词，但如今操此语言的能力明显退化，可能与赤土方言语词和句法近20年的变化有关。许多普通话语词已渗入赤土话，连带普通话语词前后的方言词发音也发生变化。1994年，在县城上高中不久，和一位同学谈起熟人产子——产子一事，赤土话称为看伢（khonŋa），第二个音为喉塞音，发音奇特，我说得少，自觉发音不准，便用普通话的“孩子”一词代替。同学觉得普通话语词与方言语词连用很怪异，但如今这种连用极为普遍，村人都见惯不怪。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年轻人，都能说四声准确的普通话，而我发不出翘舌音和大多数卷舌音。他们掌握的词汇量远比我当年丰富。
对音、义、词的对应关系过于敏感，给我带来一些奇特的困扰。来往极多的几位高中同学，彼此称对方父母为伯父（“伯”bé）伯母（“嬷”má）。因为父母年龄相近，我们觉得很自然。后来同学将新认识的朋友带进小圈子，我们也这样称呼她父母，但她父母比我们的父母年轻得多，我总觉得这样称呼有些怪异，一直想改称他们为叔（“爷”）婶（“孃”）。但称呼和其他复杂的社会交往一样，有路径锁定效应。我又不想一个人这样做，总等着与其他人同步的机会。但我们不再像20岁出头时那样常常见面，这种事情的必要性又因人而异，集体改口的时机一直没有出现。拖到后来，这位过于年轻的伯父突然去世（他是我们这圈朋友父辈中最早去世的人）——不管我想怎么称呼他，不管我们实际上怎么称呼他，他生前既不在乎，如今更毫无意义。
回望来路⑬｜赤土：记忆/想象
回望来路⑫｜赤土：消失在空气中
回望来路⑨｜赤土：循环
回望来路⑧｜赤土：葬礼
回望来路⑦｜赤土
回望来路④｜小村与地理经验
